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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0 作者:賀雲翱 來源:新華日報

賀雲翱:長江文化,中華文明的壯麗篇章

長江流域是我國乃至東亞地區現代人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最重要地區之一,也是世界栽培水稻的起源地、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製作技術誕生地。長江流域的先民利用較為穩定的農業定居生活,發明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的木結構建築技術、木船製造技術、漆器製作技術等,那些令人驚歎的榫卯技術實物,為後來中國乃至東亞區域的木結構建築體系和傢俱工藝開啓了技術先河。

5000年前左右,中國境內最早的國家文明良渚文化出現於長江流域,其玉禮器系統,可謂開啓了中國後來夏商周時代玉禮器傳統的第一頁,隨後長江與黃河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早期階段的多彩場景,為此後廣域國家的出現奠立了最深厚最廣博的文化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長江流域最終形成了三個主流文化圈,上游的巴蜀文化圈、中游的楚文化圈、下游的吳越文化圈,吳人開挖的“邗溝”成為後來中國大運河的濫觴,秦蜀郡守李冰父子創設的“都江堰”造福成都平原二千多年,它們今天都成為享譽世界的文化遺產,楚國的道家思想成為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原生態思想。

長江流域攀登上更高的文化高峯從六朝時代開始。當時長江流域上游有蜀漢政權定都成都,中下游有東吳政權定都建業(今南京),南京從東吳開始成為都城,此後又先後成為東晉及南朝宋、齊、梁、陳的都城,一舉改變了長江下游長期以太湖平原蘇州作為中心城市的格局,從此南京便成為長江下游中心城市,這種格局一直到近代鴉片戰爭之後上海的崛起才被改變。

西晉末年,晉室琅琊王司馬睿率領一批大臣渡過長江,史稱“衣冠南渡”。這一時期,橫貫東西的長江成為阻擋北方胡馬南下,保護中原百萬南渡人士及江南土著民族的一道天險,黃河流域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江南大地得以保存和發展。這一時期北方先進的農業、手工業技術與江南傳統生產技術相結合,使得江南經濟文化迅速繁榮。六朝時代文化成就突出,如王羲之的書法、顧愷之的繪畫、南朝石刻、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蕭統的《昭明文選》、范曄的《後漢書》、裴松之的《三國志》、葛洪的《抱朴子》、劉義慶的《世説新語》、法顯的《佛國記》等,皆為當時文化智慧之凝聚,展現了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下游區域建康文化的一時之盛。其時,因為長江流域成為華夏文化之中心,故而以都城建康為代表的文化遠播到東亞列國,對日本、韓國、朝鮮一帶的文化產生深遠影響。

隋唐統一和秦漢統一最大的不同,就是長江流域的全面崛起,韓愈説:“當今賦税出天下,江南居十九”,長江下游的揚州和上游的益州成為全國性大都市,有“揚一益二”之譽。隋煬帝開挖大運河構建了以大運河為縱軸、長江為橫軸聯通整個國土的水運系統。

兩宋時期的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均達到中國古代最繁榮的時期,其中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冠,有“蘇常熟,天下足”之説。這一時期,長江流域教育發達,科技稱雄,民間書院興起,理學興盛。四大發明中的畢昇是杭州人;被世界最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稱為“中國整部科技史中最卓越人物”的沈括在鎮江完成了“中國科技史上的座標”《夢溪筆談》的撰著;火藥及火槍製造中心主要在江陵、安陸、壽縣等地;指南針已用於海上航行。宋代長江流域名人輩出,古文運動大師歐陽修,名滿天下的“三蘇”(蘇洵、蘇軾、蘇轍),江西詩派的開創者黃庭堅,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北宋理學大師周敦頤,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南宋四大家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尤袤,詞作大家晏殊、蘇東坡、周邦彥、秦少游,愛國詩人文天祥等,皆是長江流域的文化鉅子。

元代對隋唐大運河進行改道,形成“京杭大運河”。又在長江口一帶設立上海縣、太倉等海運港口,從太倉劉家港北運元大都的漕糧最高年份達350多萬石。長江流域棉種植業和棉紡業都堪稱發達,出現了黃道婆這樣的紡織技術改革家,景德鎮創燒青花瓷,從此成為中國及世界的“瓷都”。

明清兩代每年通過大運河北運的漕糧大致在400萬石,漕糧所出主要是在長江一線各省域。明代的南京是沿江規模最大的城市,它藉助長江運道,一舉成為海上絲路的中心城市,在這裏,鄭和七下西洋,28年間航行世界30餘國,把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推到了歷史的巔峯。

明清時代,長江流域整體上處於全國經濟的高位,由此推動了文化的發達和思想的創新。如在長江下游,以南京、杭州、蘇州、徽州等城市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江南文化圈,由教育、科舉、出版、藏書、學術、手工技藝、園林建築、書畫藝術、文學創作、戲曲、宗教等文化要素組成,這一文化圈代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又一文化高峯。在長江流域,明清時代產生過大量優秀學術成果,如王陽明的心學,王艮的泰州學派,無錫的東林之學,顧炎武為代表的實學,乾嘉學派中的吳派、皖派和揚州學派,常州學派,安徽的桐城派,湖南復興的湖湘學派等。一個區域只有經濟沒有文化,經濟也不可能持久,只有二者互相促進,螺旋上升,才能保證社會的良性發展,而明清時代的長江流域正體現出這種態勢。

1840年,“鴉片戰爭”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敲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在侵略者的嚴酷挑戰下走上艱難的現代化歷程,長江流域既是標誌着中國進入近代史的《南京條約》的簽訂地,也是被迫接受這種挑戰並率先做出積極探索的區域。從上海、寧波、南京、武漢等城市“開埠”,到“太平天國”戰爭的發生,從“洋務運動”興起,到“維新運動”的參與,從“辛亥革命”打響第一槍,到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建立;從“新文化運動”的開始到《新青年》雜誌的創辦,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到“南昌起義”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從井岡山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建立到瑞金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從於都邁出萬里長征第一步到“遵義會議”召開,從“四渡赤水”到“飛奪瀘定橋”,從第二次“國共合作”到抗戰勝利,從打響“渡江戰役”到新中國建立……近代史上幾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都發生在長江一線。

今天,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進程中,長江又肩負起新的偉大使命。從“三峽工程”到“南水北調”,從“長江經濟帶”到“長三角一體化”,從“一帶一路”交匯地到“生態文明”先行區,既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又要創新發展不止步,引領全國作貢獻,成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大業的堅強脊樑。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 賀雲翱)